利率市场化猜想最快三年稳健五年

利率市场化猜想：最快三年 稳健五年

每隔3-5年，宏观调控必会来访，每次政策实施后，都有民营企业不胜风力，应声倒下。这一次宏观调控中，长三角尤其是温州部分中小企业再次陷入生存危机。除了民营企业家应检讨自身过度负债、过度投资的问题外，宏观调控手段的制度弊端亦当令各界反思。　　“总体而言，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虽然有效，但却难以恰到好处地调节社会资金的供求关系，不是过紧就是过松。”江苏银监局局长于学军认为，在诸多矛盾现象背后蕴藏着的是利率管制这个根本问题。　　作为一名长期跟踪研究宏观经济的监管专家，于学军一针见血指出，破解矛盾的根本之道，就是要尽快实现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，并且目前实行改革的时机已基本成熟。　　“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具体时间表，快一点，大刀阔斧用3年即可完成；利率改革也可以稳健一点，拉长改革时间，用5年左右完成。”他对此大胆建言。　　信贷管理量价脱节　　《21世纪》：回顾和梳理2004年、2008年及这次宏观调控，我们货币政策当局都采取了哪些货币政策工具？如何评价它们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和所存在的弊端？　　于学军：在我国的中央银行管理中，经常提到两种政策工具，即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，最典型的就是准备金率和利率。而在西方市场化国家却很少听到这样的术语。　　中国之所以经常提到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两种不同工具，实质上是长期实行利率管制、在货币信用管理上形成“数量”与“价格”相互脱节或不匹配所致。因为利率管制，起不到价格应有的调节功能，所以只能由数量型工具补充其功能作用的发挥。　　最极端的办法当属所谓的“规模控制”(也叫“限额控制”)，就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直接规定银行的放贷限额，未经批准，不得突破。这本来是最典型的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，1998年已被取消。不过2007年后又“死灰复燃”，先是自下半年开始由央行重启，后于2008年迫于金融危机巨大冲击，在11月宣布取消；但在经历2009年巨额放贷后，2010年又改由银监会实行限额控制，并于2011年再转回央行继续沿用。　　总体而言，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虽有效，却难以恰到好处地调节社会资金供求关系，不是过紧就是过松。松时，社会资金泛滥成灾，近期如2009年；紧时，社会民间融资活跃，高利贷盛行，如目前正面对的情况。　　《21世纪》：那为何我们总是舍弃不掉这样一种陈旧落后、并且谁都不愿明示的政策工具呢？　　于学军：关键原因就在于利率管制条件下，利率起不到自动调节社会资金供求平衡的作用，因而只能动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来充当“主角”；而当准备金率、公开市场业务难以完全实现调控目标时，就只好祭出“规模控制”老办法。　　银行流动性不宜再收紧　　《21世纪》：通胀和经济下滑双重压力下，各专家对货币政策都有很多建言，包括讨论短期内货币政策是否要放松，还是继续收紧。你如何看？　　于学军：我也认为，银行系统的流动性明显出现紧促迹象，似乎到了不宜更加收紧的状态。　　我认为下一步决策部门应采取的政策方向是：尽快调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适当放松银根，并建议在现有基础上调低1-1.5个百分点；快速调高银行利率1.5-2个百分点，并建议采取不对称加息，缩小存贷利差，为利率市场化改革提前做好准备。　　这种调控搭配的目的，一方面是根本扭转我国宏观调控中政策组合的错配问题，另一方面也是一个中性政策，既不放松，也不收紧，既可解决短期出现的流动性紧缩问题，又能有效抑制通胀上升。同时，也有利于社会资金重新回归银行体系，以解决目前银行系统普遍出现的存款来源不足问题(因为有大量资金流出银行系统进行所谓的“体外循环”)，还可压制社会乱集资热潮，一举多得。　　《21世纪》：是从长远来看，要完善货币政策政策，需要一个制度上的根本性改革。你认为，应如何从制度上解决这一问题？　　于学军：根本的解决办法，就是要尽快实现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。除此，别无他途。　　《21世纪》：但各界对利率市场化担忧也非常大，你认为目前时机是否已经成熟？　　于学军：放开利率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价格，它会对经济、社会等各个方面形成影响，并且直接关系到金融体系的稳定性。也许这正是30年来我国尚未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原因。　　不过我们认为，此事实际改起来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困难和危险。　　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为利率市场化改革做好了必要准备，其中货币市场的拆借及贴现、债券市场等均已实现利率市场化，而银行外币存贷款、人民币大额协议存款、理财产品等也已基本放开。　　并且，随着人民币实行国际化、自由化的进程，留给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时间已来日无多，非常紧迫了。因为人民币实行自由化，等于向外国人打开了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最后大门，其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是无法准确预测和控制的，此时若仍由数量型政策工具来控制和传导，必将积累更大甚至是无限的金融风险。　　利率市场化时间表：3或5年　　《21世纪》：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标志，是银行业存款利率的自由化。如何改革，既能完成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目标，又能维持金融市场稳定？　　于学军：我认为，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具体时间表，快一点，大刀阔斧用3年即可完成；也可以稳健一点，拉长改革时间，用5年左右完成。　　前者进取改革的具体设计为：第一年规定银行存款利率可以最高上浮20%-30%，第二年上浮到50%-60%，第三年完全放开；而同期贷款利率的浮动应更宽松，甚至可以一步到位完全放开。　　后者稳健方式，建议先由央行采取不对称调息，有意收窄银行存贷款利差，例如由2.5%收窄为1.8%左右等等，让银行主动适应改革后需面对的经营环境；再分大额、中长期等层次先行放开存款利率，最后放开小额、活期等利率，直至彻底取消。　　《21世纪》：那么，在利率市场化未改革到位前，又该如何改进“规模控制”的方法呢？　　于学军：最简便易行的办法，仍应在存款准备金率、资本充足率、存贷比等现有工具中，由其发挥更大的作用。　　此外，还可以在现有银行存贷比管理的基础上加以改进。除总量存贷比外，还可以对增量存贷比进行调控，这更是一个灵活的调节手段，弹性更大。并且总量与增量存贷比相互联系，增量控制最终会在总量中得到体现；总量控制力度较大，增量则属微调。比如2010年江苏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总量存贷比为73%，增量存贷比为70%。　　总体来看，采用存贷比控制信贷总规模的方法更加市场化，一个规则、一个标准，未加入任何行政权力因素；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处于同一个游戏规则之中，多存即可多贷，也有利于资金在社会上的融通使用，更有利于货币市场的有效运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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