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大代表开会的关键是代表性到位

广州市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正在广州举行，这几天，有关此次会议的新闻很多很热。比如，说会议秘书处首次公开“晒”人大代表出勤情况，引发很多媒体评论。随后，又有广州市人大代表在会上打瞌睡的视频，而且打瞌睡的人还不少。可见，人大代表的考勤问题，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。

很多人对于部分官员、企业家不出席人大会议很愤怒，认为无论如何都应当出席会议。从道义上说，他们确实应当出席每次会议。但对于议会而言，有人请假、缺席会议未必就不正常。在世界范围内，有些国家议会允许议员请假，有些国家对议员是否开会并无刚性约束。议员是从事政治活动的人，出席议会是其关键性职责之一，但不是其本职的全部。况且议员也是人，难免有临时的紧急事务。这就决定了议员有可能缺席会议，制度也给这种情况开了口子。

如果我们需要民主政治的话，民主政治是有技巧和策略的，代表出不出席会议本身即是一种策略。230多年前，美国13州代表制定宪法时，制宪代表在有关是否设立联邦政府、各州的代表权等诸多关键问题上分歧严重，代表有时候因为路途遥远而缺席会议，有时候则是故意缺席以示反对。在现代议会实践中，请假和缺席会议也可能是运用议事规则所作的表态，不出席反而就是“出席”。

这么说，似乎是在美化人大会议的请假者和缺席者，有鼓励代表旷会之嫌。如果缺席者是在藐视会议的“尊严”，我也坚决不答应。但很多官员代表政务在身，像外宾来了，不接待不行；企业家控制着几十亿元、上百亿元资产，商机如战机，等他拍板的事也不会少。我们每级人大的代表人数都不少，全国人大有代表近3000名，广州市有505名，人多了效率自然不高，连济济一堂都难。

这就涉及一个民意代表职业化的问题，特别是如果我们真的在意代表们的考勤的话。在一些职业化的民意机关，开会时该到的代表也有到不齐的。我们看电视新闻就知道，当美国国会开会的时候，可能就有三五个议员在国外访问着。民意代表职业化，不可能消灭议会的缺勤现象，但职业化的民意代表有更好的条件、有更多的义务出席议会。如果我们在意的话，可以立法禁止无故缺席。

人大代表的考勤，说到底是一个低层次的问题，真正要害的问题，是代表们把民意表达出来了没有。现在人大代表名额不少，很多需要人大批准的议案、报告之类总是一致通过，要不就是高票通过，其中也包括民众意见很大的东西。广东省给8所机关幼儿园提供数千万元预算，民意不满，舆论痛批，省人大代表也不满意，但最后预算还是获批。缺席代表如果出席会议，会反对吗？如果他们有反对之心，逻辑上反而不会缺席会议。这样的代表，多他不嫌多，少他不嫌少，考勤有什么意义？

真正需要保证的是，人大代表能够真正代表民意，这比代表们规规矩矩出席会议更重要更本质。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表，选民与他们之间有一种委托与受托的关系，代表有权力就有责任，就有政治利益，责、权、利构成对代表行为的约束。在有些国家的议会，并无法律或议会规则规定议员必须开会，但党团要他去，选民要他去，政治生命催促他去。重要的会议，攸关代表的政治生命，代表们自然而然就去了。如果人大代表不代表选民，去不去开会无关紧要，要求他们不缺席会议就变得毫无意义。（杨于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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